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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领！事闲谈：</p> <p>[省流：)新帝国时代以美西战争为起点，追溯美国从19世纪末的领土扩张到当今特朗普政府干预委内瑞拉的政策连贯性。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土控制及“文明”等级的重视，与麦金利、罗斯福时期的帝国主义逻辑一脉相承。这种复兴的强权观念正将美国拖入“干涉者陷阱”：海外干预越多，越难以抽身，反而加剧自身脆弱性。历史警示，盲目扩张可能重演菲律宾式的漫长代价。]</p> <p align="center"></p> <p>（外交事务）2014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感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行为“如同十九世纪的作风”。克里当时或许并未预料到，他的这番话竟如此精准地概括了当今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将上周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行动与历史上的诸多事件进行了类比——的确，二十世纪充满了各种选择。但如今最能引起共鸣的时期，是美国开始周期性地、强硬地干预拉丁美洲的时代。这段历史始于1898年。</p> <p>在1898年战争（又称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后，美国吞并了原西班牙殖民地关岛、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并对古巴建立了保护国地位。此外，美国还吞并了夏威夷，并正在探索一条穿越尼加拉瓜（后来的巴拿马）的地峡运河，同时还试图从丹麦手中购买加勒比海地区的领土。在1898年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利坚帝国的疆域从未落下。</p> <p>美国在扩张主义、剥削和殖民主义方面早已经验丰富。然而，1898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短短几个月内，美国瓦解了一个大陆帝国，夺取了距离加利福尼亚海岸7000多英里的7000多个岛屿，并迅速成为太平洋强国。此后，美国军队的人数再也没有少于10万人。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在就任美国总统十年前所感慨的那样：“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美西战争那样彻底改变了我们……我们见证了一场新的革命。”</p> <p>1898 年的时代似乎又回来了。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不胜枚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关税和保护主义的热衷、他对收回巴拿马运河的兴趣、他与加拿大的紧张关系、他对拉丁美洲的关注以及他对丹麦领土的追求，都让人联想起世纪之交的景象。毫不奇怪，特朗普的偶像之一是威廉·麦金莱总统，他于 1897 年至 1901 年在任。麦金莱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延续并扩展了麦金莱的政策，他或许也赢得了特朗普的钦佩：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麦金莱和罗斯福共同引领美国进入了“美国世纪”，一个美国主导全球的时期。</p> <p>然而，历史的相似之处远不止于任何一套政策或行动。特朗普政府并非只是沿用旧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复兴了旧有的权力与安全概念；它重拾了一种强调财富、地理和文明的世界观，而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特朗普政府的物质和文化目标与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思路颇为相似。但在提升和执行这一愿景的过程中，特朗普及其顾问应该牢记1898年最深刻的教训：美国越是干预海外事务，它面临的每一个新问题就越显得至关重要，华盛顿也就越难从中脱身。</p> <p>——旧世界强权</p> <p>健康的经济是麦金莱对权力和安全理念的核心。他希望保护美国人免受不确定性、恐惧和经济困境的困扰。他对美国的力量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其根基在于国内的繁荣、自力更生和工业化。他并不太担心美国本土会遭受直接攻击（除了1898年战争期间西班牙炮击美国海岸的风险）。但他确实担心经济萧条会引发恐慌和混乱。因此，在就任总统之初，麦金莱对外交事务的关注远不及对国内经济复兴的关注。</p> <p>对于麦金利和罗斯福而言，“文明”的概念是权力与安全最终也是或许最重要的信条。19世纪90年代的精英们将文明理解为社会成就的晴雨表，它将不同人群按照进步的等级划分，从低端的所谓“野蛮人”到高端的半文明和文明社会。美国精英们赋予文明的诸多特征包括法治、秩序、自治、创新、道德、繁荣、基督教、现代性、识字率和教育。这些标准深受当时盛行的种族、社会和文化偏见的影响，并且早于一些现代术语——例如全球北方和南方、新兴经济体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些术语同样将社会划分为一个模糊的进步等级。</p> <p>文明是文化与安全交汇之处。国内文明的衰落预示着混乱、无序和苦难。这导致许多精英主张阻止人们进入和移民美国。例如，在19世纪末，国会提出了数十项决议，旨在排斥和惩罚无政府主义者。正如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努南（Alexander Noonan）孜孜不倦地记录的那样，领导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事实的确如此；1901年，麦金莱总统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仅六个月后，就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其他人也同样运用文明论证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麦金莱的国务卿威廉·戴在1898年游说总统反对吞并菲律宾，因为他担心将外国民族纳入美国政治体系会威胁到美国的文明。 “正如我一直对你所说，对于一个以人民同意为政府立国之本的国家来说，获得这个拥有八九百万绝对无知且许多人民堕落的大群岛，似乎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他在戴伊与西班牙谈判最终和平协议时写信给总统说。</p> <p>麦金利和罗斯福认为，如果更多国家在文明程度上与美国相似，国际事务将会更加可预测，也更加和平。我将这种观点称为“文明和平论”，它后来演变为相关的“民主和平论”，后者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盛行，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对罗斯福而言，这一理论也支持了历史学家查理·拉德曼所称的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第二推论”，即一系列应对“反文明罪行”（包括政府对其人民犯下的暴行）的干预原则。罗斯福认为，美国有义务惩罚不良行为，并防止世界任何地方发生极端不法行为。</p> <p>这些原则驱动了麦金利和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安全政策。它们不仅导致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也导致了一个干涉他国内政以维护领土、影响力和贸易权利，以及促进所谓文明进步的时代。</p> <p>——新世界强权</p> <p>如今美国领导人对权力和安全的理解与麦金利和罗斯福时期颇为相似。例如，经济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政府强调“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自力更生，旨在重现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正如我之前所述，特朗普的经济安全观也优先考虑一种目光短浅的唯利是图的逻辑，并将其应用于技术政策、联盟、发展，甚至外国政府的馈赠。正因如此，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美国政府将日益关注该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其丰富的石油和矿产储备。</p> <p>土地——也就是领土——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至关重要。如果能源资源、供应链和经济利益是其唯一的主要优先事项，那么谈判贸易协定、建设和租赁港口以及确保采矿权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吞并。然而，迄今为止，特朗普却一直在暗示要从巴拿马、加拿大、加沙和格陵兰岛获取领土。上周，特朗普在深夜抓获马杜罗后，承诺将接管委内瑞拉。“我们将接管它，”他说，“直到实现适当的权力交接。”某种形式的保护国不仅极有可能，而且已被明确承诺。在突袭委内瑞拉之后，特朗普的副手们也再次提及了吞并格陵兰岛的威胁。</p> <p>领土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领土的扩张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实力和繁荣，”麦金莱在1899年于明尼阿波利斯向人群说道。当时，他将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比作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并庆祝美国领土的新增。吞并菲律宾使美国获得了面积相当于亚利桑那州大小的领土。在麦金莱看来，这为美国赢得了声望和尊重。“我们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就是坚持吞并菲律宾，”他曾对一位顾问说，“因此，短短几个月内，我们就成为了世界强国。”</p> <p>罗斯福将这种思想更进一步。在他看来，权力和安全不仅仅关乎土地所有权，更关乎一种更具战略意义的地理观念。麦金莱占领古巴和吞并波多黎各使罗斯福得以将拉丁美洲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启发了罗斯福著名的门罗主义推论，该推论明确借鉴了麦金莱将古巴变成保护国的政策。罗斯福的推论与其说是推论，不如说是一种矛盾。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西半球建立新的殖民地。它将美国置于欧洲对立面，以捍卫主权。与之相反，罗斯福的推论则断言，美国有义务干预以保护西半球国家免受内部动荡和混乱的影响——也就是说，保护它们免受自身之害。它使美国与西半球对抗，侵犯了主权。</p> <p>但特朗普的委内瑞拉政策之所以如此强调历史，是因为文明观念在总统的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马杜罗的被捕既符合罗斯福门罗主义的推论——稳定西半球，也符合罗斯福非正式的“第二推论”——惩罚反文明罪行。马杜罗无疑是委内瑞拉历史上的污点，早在特朗普发起“抓捕行动”之前，许多美国知名议员就呼吁政权更迭。推翻马杜罗履行了罗斯福的两项义务。特朗普还认为，委内瑞拉人无法自治，至少现在不行。“我们毫不避讳地说，我们会确保这个国家运转良好，”他在1月3日说道。这种对委内瑞拉自治能力的不信任，与麦金利在吞并菲律宾群岛之前对菲律宾人的文明担忧如出一辙。麦金利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才能教会他们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p> <p>关于文明的理念在特朗普的其他安全政策中也占据显著位置。扩大移民执法局（ICE）的突袭行动、高度重视美国边境以及大规模吊销签证，都清晰地表明了其试图使美国社会同质化的意图。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警告欧洲正面临“文明的消亡”和“西方身份的侵蚀”。这似乎正是本届政府所担忧的正在美国自身发生的局面。因此，它对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展览拥有异常集中的控制权，并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发起攻击。正如戴伊担忧菲律宾人最终会成为美国选民一样，如今许多共和党领导人也将多元化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同一份2025年战略指出，“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已经结束。”</p> <p>——干预越多，问题越多。</p> <p>特朗普2025年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将再次视自己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一个财富不断增长、领土不断扩张、城市不断建设、期望不断提高、国旗飘扬在崭新而美丽的地平线上的国家。” 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19世纪末人们对权力和安全的深刻理解。很难想象近几任美国总统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如果放在麦金利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却会显得恰如其分。</p> <p>然而，麦金利时代却蕴含着一个警示故事，其核心正是我所说的“干涉者的陷阱”。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步步为营时，不妨设身处地地想想1898年秋天的麦金利政府。当时，麦金利击败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者，推翻了菲律宾的压迫政权。他不信任当地人，认为美国能够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由于美军击败了西班牙并控制了马尼拉，麦金利对这片群岛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这导致他夸大了远东局势对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从菲律宾撤军将引发大国战争，因此决定吞并整个群岛来避免这场战争——考虑到麦金利此前从未担心过大国战争，这番理由着实令人费解。吞并菲律宾之后，美国在亚洲的介入和干预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逻辑：华盛顿必须继续干预，因为这关乎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的利益又深深建立在吞并菲律宾这一“原罪”之上。换句话说，这种干预导致麦金利及其继任者们更加固执己见。菲律宾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p> <p>特朗普现在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就像1898年菲律宾人最初的做法一样，许多委内瑞拉人也欢迎一位压迫性领导人的下台。但欢迎变革并不等同于欢迎美国接管。埃米利奥·阿奎纳尔多或许是1898年菲律宾最杰出的领导人，他对麦金利战胜西班牙感到欣喜若狂。不幸的是，没有一个菲律宾人对之后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发言权。麦金利吞并菲律宾的决定激起了数千英里之外的叛乱，最终导致了美国在二战前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战争。美军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数十万菲律宾人在美菲战争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和饥饿，包括死于美国集中营。死于美国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平民人数大致相同。</p> <p>从国防部、国务院或白宫“掌控委内瑞拉”的想法，对某些人，或者至少对政府中的某位成员来说，或许看似合情合理。然而，肆无忌惮地干预海外事务，不仅会让本届政府，也会让未来的政府误以为委内瑞拉及其周边地区的事件对美国的利益比实际情况更为重要。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掌控委内瑞拉，一些此前对美国而言无关紧要的事件，如今将变得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角色引发某种形式的叛乱或激烈的反对运动，总统的介入可能会造成动荡和悲剧。</p> <p>正如政治学家卡莱布·波默罗伊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论述的那样，国家越强大，往往越感到不安全。美国吞并菲律宾后，权力越大，反而越感到脆弱。正如罗斯福在1907年向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坦言的那样，“菲律宾是我们最大的软肋”。如果特朗普开始治理委内瑞拉，他不仅会发现委内瑞拉难以控制；他——以及他的继任者——也会发现根本无法放手。</p>